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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后感

已有 26 次阅读2021-10-20 08:14 | 读书有感

      知道这本书是在去年质性研究的课堂上,当讲到社会学和民族学时,老师推荐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可能因为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当时光听到书名我的内心就泛起了暖暖的乡土涟漪,很自然的就觉得这本书很亲切,想要立刻阅读起来。但是当时由于有事情,阅读这本书的计划就搁置了,而我真正翻开这本书是在一年后。此书文字行云流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思维逻辑异常清晰,我读起来一气呵成,阅读完后悔看得迟了。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根据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整理而成的,他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中国农村的一扇大门。虽然本书的第一版本早在在1947年就发行,但是放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书中所描绘的现象依然能在我心中找到共鸣。这本书不是一个具体中国社会的描写,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书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十四篇论文。

 

      此书第一篇是“乡土本色”,说明了什么是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特性是什么。中国乡下人多,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土性”包括不流动性、熟悉性和礼俗性。“土”是中国乡下人的特性,这个“土”基本指的是“泥土”的土,是乡下人的命根子,人们靠着土地谋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了根,祖祖辈辈用汗水浇灌着那一片“生于斯、死于斯”的土地。当今社会,城里人习惯用“土里土气”、“土头土脑”来藐视乡下人,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泥土的可贵,土是乡下人的命根子,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一种质朴的感觉,一种返璞归真的踏实和厚重。这让我想到前几年有新闻:在地铁上,有城里人嫌弃农民工脏,认为他们不能坐座位上,只配坐在地上,城里人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对的。我们的民族和泥土是分不开,土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从女娲补天到引起社会轰动的农民起义,都与泥土分不开,我们应该尊重乡土、尊重农民工、尊重自己的文化。欣慰的是,前段时间看到地铁上有小姑娘主动邀请拘谨的站着的工人坐到她身边,人生而平等,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尊重他人了。

 

      第二篇和第三篇写的都是关于“文字下乡”的内容。城里人眼睛里的乡下人是“愚”的,因为他们觉得乡下人不识字。费孝通先生说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这是不对的,“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和缺陷,那么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不识字不是乡下人没有学习的能力,而是缺乏识字的环境。费孝通先生认为阻碍文字下乡的最主要原因是:语言能直接传情达意,文字经常是“词不达意”;且字如果没有用来帮助乡下人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花钱认几个字是没必要的,还不如直接去干点活来补贴家用。而我在其它读物上发现陈心想先生认为阻碍文字下乡有两点原因:一是地方乡村穷,上学认字大概是比较奢侈的东西;二是缺乏教育文字的供给,即使有人家经济上可以支付的起,也找不到老师。费孝通先生和陈心想先生说的都很有道理,他们只是看的角度不同,费是站在“供应”的角度,而陈是“需求”的角度,所以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文字下乡这两篇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在乡下读书的时候,要不是因为有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恐怕很多家长情愿送学生去打童工也不想让他们念书,或许他们觉得念书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钱,但是当时我确实是有好几个同学念到七、八年级就辍学出去打工的情况。好在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读书认字的重要性,九年义务教育是免费的,不存在找不到老师的情况,所以义务教育阶段辍学这种情况在中国应该是不存在了,这说明国家在“文字下乡”的落实上还是很成功的。

 

      第四篇“差序格局”和第五篇“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差序格局”我第一遍的时候每太看懂,接着反复看了两遍,理解的不太通透,在这就写点自己的笔记。最早提出“差序格局”一词的是潘光旦先生:“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因素,我之所以为我,与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彼此格局的互异,而尤其要紧的是此种互异的鉴别与体会。”费孝通先生论述了中西社会格局的差异,并从这差异出发解释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他人的不同道德观念。中国人与他人发生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如波纹般一圈一圈向外层推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圈子内,与中心的关系密切程度当然不同(差序格局:无线扩散)。因而,中国人无法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程度处于不同圈子的人一视同仁。而西方人的观念中,个人是依托自己属于的团体而与这个团体内的人发生相互联系的。同时他们信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他们认为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是理所当然的(团体格局:界限)。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待他人时更注重关系的亲疏程度,所以就会对于自己关系更密切的人给予更多关照。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第六篇是“家族”。这一章主要讲中国乡村的家庭组成,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家庭已经变成了一种家族,因为家族是单系亲属原则的,中国的家庭也是仅仅在父系方向发展。而这个家庭的可伸缩性是很强的,因为它承载了政治经济等责任,如果责任小,仅仅一对夫妇便可以负责,如果责任很大,那么兄弟叔伯都可以被包含进来。在西方家庭的主轴或者说家庭的核心是夫妇,但是在中国家庭的核心是纵向的,是父子,是婆媳。由于这种核心的构成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夫妇之间感情一般比较淡漠,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处在同性同年龄集团中。同时这也造成了中国人不喜欢将感情流于表面的性格。


      第七篇是“男女有别”。现在男女平等得到了很大的接受。但是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安稳的乡土社会是古典的、阿波罗式的,大家更多的是熟悉和习惯,希望有秩序,不希望发生冲突。所以男女的交流和婚姻更像是在各司其职的生活,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现代的社会男女有着求同的需求,但是求同的阻力很大,会产生情感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是充满变化、挑战和冲突的。

 

      第八篇是“礼治秩序”。在读这本书前我想当然的认为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是法社会。然而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仅靠人治,不能治理,必然混然无序。传统社会靠礼治为其带来秩序,在礼崩乐坏的时期就是人治。人类历史中有序与无序间隔发生,但无序绝非主流。因为传统社会中秩序在更大程度上不是皇权而是礼治带来的,而皇权通常不破坏礼治;皇权瓦解的时刻,巨大的破坏力量可能在某一时期、某些地域,殃及礼治。读后我觉得醍醐灌顶。

 

      第九篇是”无讼“。乡村的流动性很小,人们彼此熟识,因而变动性也小,人们之间靠经验形成相处的规则也为彼此熟识。传统社会中自有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礼”,是每个人都熟习的一种道德,人们靠内在的良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法律依靠的更多的是国家强制力。由此看来,“礼”在乡土社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乡土社会中,诉讼是违背了本土的伦理道德,是羞人的,所以大家主张无讼,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去打官司。在人们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讼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协调,于是法律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虽然乡土社会的“礼”具有合理性,但它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不适合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于是乡土社会的“礼”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的法律。在当今中国,打官司是常见的事情,中国已经是个法治社会了。我相信,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健全和发展,法治取得良好成果并获得人们的认同时,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断为人所认知时,法律信仰将在社会树立,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有序。

 

      第十篇是”无为政治“。这篇费孝通先生说权力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偏重在社会冲突的横暴权力,另一派是偏重在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力。横暴权力: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权力是维持这种主从关系所必需的手段,具有压迫性质,是上下之别。同意权力:社会分工的结果使得每个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其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权力与义务要相称。由于“横暴权力”使用受到经济的约束,于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的活动就由“同意权力”去规范了。“同意权力”进一步延伸,成为规范社会的各种礼俗。因此旧中国乡土社会秩序是礼治秩序。而象征“皇权”的是县衙,县衙是司法机关,除非发生颠覆其统治的事情或者遇上了特别残暴的统治者,县衙是不会干涉社会事务的。因此,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和“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无为的。

 

      第十一篇是”长老统治“。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中,除了横暴权力、同意权力,在这篇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教化权力,它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难以用民主或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这种统治叫“长老统治”。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远都是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他们可以使用各种私刑,而且这种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在一个乡里,特别有权威的人即使没有任何职位,却人人都听从他。从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表达的一些观点中可以知道,传统的社会以一个个小乡村为单位组成的,“长老统治”这套规则世世代代稳定地流传下来且被认同。因此,年纪越大的人由于有更丰富的经验,所以对于这套规则更熟悉。这也与前面的”无讼“篇相对应:当有冲突发生时,往往年纪大,有威望的人当起仲裁者,给冲突双方评理,由于人们对规则的认同与对年长者的信任,这些裁决往往足以另他们信服,从而他们可以不采取“法”来解决问题。

 

      第十二篇是”血缘与地缘“,这篇主要围绕“人情”来讲。血缘的作用是通过生育来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血缘的力量可以由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在一个村子里,由于土地不足和人口增加的矛盾,一群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外地开垦土地,繁衍生息。尽管发生了地理空间上的迁移,但是血缘的力量仍然起着显性作用。比如籍贯,我们的居住地可以发生变化,但籍贯通常是不变的,籍贯是和姓一样继承的。所以说,籍贯是血缘空间上的投影。第二个例子:外乡人很难融入本乡人。血缘社会限制了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我们是讲人情的,一笔一笔的帐不必讲的很清楚。所以为了能和“熟人”“明算账”,逐渐衍生出了服务于商业行为的场所,这些场所远离我们生活区域的集市,我们才会“赶集”。在集市中,我们可以不考虑人情进行买卖。这样就形成了以商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商业在血缘之外发展,地缘社会就出现了开端。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由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的转变。人们开始以理性支配生活,而不完全是人情。

 

      第十三篇”名实的分离“。这篇费孝通先生提出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时势权力:在社会变迁之际,在惶恐和无措中能提出方法与方向上的“文化英雄”,他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时所产生的权力,也指从只是里的来的权力。乡土社会环境固定,社会变迁慢,长老保持着他们的权力。“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也就是说表面承认听从,但实际口是心非,不能反对这样不切实际的教条或命令就只能加以歪曲,给长老留一个面子,注解的变动方式引起了名与实的极大的分离。

 

      第十四篇”从欲望到需要“。第一遍读这篇的时候有些地方没太读懂,我就去百度了一下大家对这篇的理解,这里写的是集大家的看法。这一篇主要阐述了欲望和需要的区别,进而描述了从乡土社会的基于欲望行事演变到现代社会的基于需要行事的过程。单纯的欲望指导行为符合“欲望-紧张-行动-满足-愉快”的流程。这一种满足欲望的能力是天生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都需要生存,因此会去吃甜食。除了原始的欲望以外,还有基于经验和教化的欲望。在乡土社会中,原始欲望和文化欲望大部分正好符合社会的良性发展,比如人饿了就吃东西,虽然只是考虑了自己的原始的欲望,但实际上整个族群也因为它没有饿死而得到更多的劳力。关于文化欲望对社会的正面作用作者还举了巫术的例子。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巫术对于驱散鬼怪都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但巫术也切实地消减了人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心安对于社会继续稳定发展是特别有益的,毕竟恐慌蔓延下没有人会有心思关心生产。但为什么说这些欲望是“大部分”符合社会发展,而不是直接断言全部呢?因为实际上稳定的乡土社会也在以一个缓慢的速率改变着的,原来符合发展的欲望并不能直接切除,也是身处社会中的人不断试错而形成新的欲望来满足社会的需要。但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远非乡土社会可比,单靠欲望行事是靠不住的。现代社会的欲望逐渐进化为需要,需要是自觉的,是对行为和目的背后的理解。譬如现在的人吃东西不单单是关注食物好吃(当然对好吃食物的追随这一原始欲望仍然很重要),而是开始关注这食物含了多少卡路里,有什么维生素,够不够蛋白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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